【编者按】“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君子治学处事，立志高远却又基础扎实，胸襟开阔更能兼察微理。北大老前辈们用自己的人生为这种君子之风作了很好的诠释。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离退休工作部启动了“君子志道”专题访谈活动，走访了一批离退休老同志。
在这些交织着历史沧桑和个人生活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在历史长河中北大人默默担当的身影，感受到了北大人浓郁沉淀的家国情怀，体会到了北大精神的深厚源长。本期“君子志道”访谈专题，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北大老前辈们的朴实与精彩。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
1957年5月7日，这支《勘探队员之歌》响彻中南海。这一天，刘少奇在接见原北京地质学院1957届毕业生代表时说他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号召同学们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实践中去锻炼，并把伏罗希洛夫元帅送给他的一枝双筒猎枪转赠给了学生代表们。这个消息传到1956年刚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何国琦耳中的时候，他异常兴奋。毕业前夕的实习经历，让他对“建设时期游击队员”的生活已经有了一些别样的感受。
大漠西风，成就“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
1952年，新中国进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这一年，何国琦刚满18岁。这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考入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和唐山铁道学院等院校的地质系合并组成的北京地质学院，开始了他为之奉献一生的地质生涯。
说起何国琦与地质学的结缘，可谓因缘际会。1952年适逢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刚刚合并的地质专业很冷门，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因为1952年国家号召学习师范和地质专业，也号召参军。我也是响应国家号召、追求进步，所以才选择了地质。”这个时期整个国家百废待兴、需要人才，很多热血国人都被召集到大学，所以校园里很多人年龄差距特别大，有些是青年，有些是年龄稍长的退役军人。
1952年至1956年是国家经过3年的经济恢复、迎来经济建设高潮的时期，用“蒸蒸日上”来形容当时的国内形势是最恰当不过的了。社会主义事业开展得如火如荼，年轻人的热情似乎能融化一切，何国琦也不例外。大学4年，他利用一切时间沉浸在学习中，沉浸在学好知识报效祖国的理想里。
1955年，何国琦参加了毕业前的生产实习。同行的38位同学被分配到柴达木盆地北部的大、小柴旦地区进行地质填图，编入大队部设在格尔木的632石油普查大队。
何国琦带领的这38人组成的中队被分配在格尔木以北约250公里处，这个填图区是一个连地形图都没有的山前戈壁地带，荒无人烟。为了提高填图效率，这38人被分成3个小队，分别在各个地区自行勘探测绘。
当填图工作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往来3个分队的接图任务就落到了时任中队长的何国琦肩上。
分队之间的距离一般为几十公里，他有时徒步行进，有时骑一匹骆驼。因为没有什么通讯手段，分队之间全靠担任驼员的藏族同胞带信，以掌握经常搬家的各分队的位置，由于和藏族驼员之间的语言交流不那么通畅，各分队间的通讯经常出问题。
让何国琦刻骨铭心的野外走失经历正是因为驼员传错了话，把要去的分队搬家的方向说反了。
沿着驼员所说的方向走了一天之后，仍不见分队驻地的影子。何国琦察觉到了问题，决定离开原来走的路，沿着一条有新鲜驼粪的路走下去，他想这样总能走到一个有人的地方。
夕阳西垂，夜幕降临。考虑到戈壁荒郊，状况百出，早已疲惫不堪的何国琦也不敢坐下来休息。为了保持清醒，何国琦开始绕着一个原点转小圈，就这样熬到东方泛出一抹光亮，何国琦又向前迈出了步子。
没有食物没有水，又伴随着体力的透支，何国琦渐渐感觉事情不妙。已经极度疲劳的何国琦此时大脑已经一片空白，机械地向前迈着步子。路边累累白骨映入眼帘，何国琦依稀辨认出大概是些人和马的遗骨，还有散乱的毡片和马镫。显然，这是不知在多久以前，未能走出沙漠的人马所留下的。何国琦环顾四周，一望无际的沙漠让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和无助，焦虑和恐惧排山倒海而来。
当时的何国琦意气风发，正是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的年龄。“我不能就这样倒下”，何国琦默念着“坚持就是胜利”，鼓起精神往前走。到了这天的傍晚，他用尽最后的气力爬上了一个高出地面几米的沙丘，躺了下来。“希望有人能发现并来施救吧”，何国琦这样想。迷迷糊糊之间，也不知过了多久，他隐约听到远处有人一边叫喊着、一边冲他跑来。
原来，当时他离另一个分队已经不远了，一位青海省的民工发现荒地里躺着一个人，就向远处的帐篷呼喊，闻讯跑过来的同学将他送回分队帐篷中。
时隔60年，何国琦早已记不清那位民工的名字，但是一群人向他跑来的画面却时常萦绕在脑海中。“我忘不了他们，救命之恩哪！”
第二天，已经恢复体力的何国琦启程返回自己所在的分队。由于位置清楚了，只半天多的时间就顺利到达了。同学们从老远跑过来把他团团围住。有一位同学一把抱住他哭了起来：“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在此之前，当同学们得知何国琦没有按时到达预定要去的分队后，便认为他走丢了，立即报告了大队。大队的领导也从远在格尔木的队部赶来指挥救援，甚至已经讨论从新疆调飞机、夜晚点燃篝火的救援方案。跋涉而来的大队队长见到何国琦长舒了一口气，从此大队有了一个死规定——绝不允许任何人单独行动。
那种迷失在沙漠中的孤独、无助和重新回到集体中的温暖、幸福，时常交织在何国琦心中。这两种感受相互碰撞、杂糅，让何国琦明白了集体的重要性，明白了“坚韧不拔”精神的可贵。
何国琦说，他一直到将近80岁的时候仍然能够长期在我国北方边陲及其各中亚邻国的艰苦条件下坚持野外工作，并保持心情愉快、兴趣盎然，与这次实习中得到的锻炼关系极大。“一个没有走过远路的人，听到要让他走15里路，会惊讶‘哎呀，那么远’，可是当他有了一天走180里路的经历后，他就会觉得这根本没什么。”
留学苏联，几经周折终归国
1956年毕业后，教育部通过考试从何国琦这一届全国的毕业生中选拔了地质类的学生约30人准备送往前苏联留学，何国琦凭借优异成绩入选。学了一年俄语，又在地质学院做了两年助教后，何国琦于1959年来到莫斯科大学继续深造。留苏期间，何国琦师从著名区域地质和大地构造学家A.A.博格丹诺夫。
留学期间，何国琦在哈萨克斯坦地区进行地质填图和区域大地构造研究。他曾随莫斯科大学哈萨克斯坦基地的考察队进行长时间的野外实地调研。当时的司机萨沙跟何国琦熟识之后，便跟他开玩笑说：“你们中国来的学生，好歹做点什么，到时候论文都能通过。”这看似玩笑的一句话激发了何国琦为国争气的信念，他决心让外国人看看中国人也是能认真做事，也是能做出成果的。
那一代的留学生大都和他们的前辈一样，有着强烈的不甘人后和为国争光的信念，凡事都会首先想到自己的国家。为了证明自己能做得更好，何国琦严于律己。在实习期间，其他人跑野外都是坐车，大概每500米停一下，而何国琦都是靠两条腿一步一步丈量这块广袤的区域。天道酬勤，何国琦解决了这个地区多年来难以寻找到化石来确定地层年代的难题。在收队时，司机萨沙指着何国琦向队里其他人说：“他一个人走的路，比你们全队人走的还要多，所以他才能有这样的发现。”
何国琦在留苏期间参与了哈萨克斯坦两幅1:20万比例地质填图，负责地层专题，完成了哈萨克斯坦北部奥陶纪地层和笔石动物群的学位论文，在化石稀少的中、晚奥陶世复里石组合中，发现了大量笔石化石，所建立的中、晚奥陶世笔石分带方案沿用至今。
在研究生学习的后期，导师认为何国琦所收集的地质古生物资料十分宝贵，希望他能多留一段时间，待进一步完善研究工作后，直接拿一个博士学位。但是此时，中国大使馆想让何国琦留下来工作。当时“无条件服从组织”是他们这代人的信念，何国琦便婉言谢绝了导师的好意——尽管做一名外交人员并非何国琦所愿。
到使馆工作后，萦绕在何国琦头脑中的问题是如何尽早回国，实现他开展国内外地质对比研究的目标。此外，他对家人的思念也越来越强烈，毕竟离开父母和妻儿已经近4年了。尽管做一个职业外交官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职业，但何国琦太爱地质专业了，而且这时在专业上已比较成熟，并已有了较明确的科学目标。何国琦多次向领导表达自己回国从事专业工作的强烈愿望，终于得到许可，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
当火车进关到达了满洲里火车站，办理了相关手续后，何国琦从热情的接待人员手中接过了两元人民币（按规定，这是给留学归国人员的旅途补助）。此刻的他紧紧握着那两块钱，有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他听着久违的乐曲，在站台上漫步。那种重新踏上祖国土地的难以形容的激动，让何国琦每每回忆起来都唏嘘不已。
卅年磨剑，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学术界原来认为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地质构造的形成以晚古生代造山作用为主，实际上，早古生代造山作用也很重要。或者从硅铝质大陆型地壳形成的阶段来说，中国北方大陆型地壳的相当部分，在早古生代已形成了，而晚古生代及其以后的地质作用只不过是对于它的叠加和改造。何国琦为了证明这一点，花了将近30年。
早古生代是北方大陆地壳形成的重要时期，伴随早古生代阶段地壳的生长，势必有大量矿产的形成，这在邻区已得到证实。在我国，该阶段的成矿作用尚待加强研究。另一方面，我国北方沉积盆地的部分基底被证实是早古生代的，那么，在这里晚古生代的层系就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褶皱基底了，而它的过渡性质恰好具有了生成油气系统的条件，这在邻国也是得到了证实的。换言之，在现在我国北方的一些油田之下，可能还存在着更有前景的勘探新领域。这是何国琦当时的认识。
何国琦的这种认识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已经有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认识并不被多数同行所重视。他的老师和好友们对他的支持，很多也只是出于看到何国琦在认真做事，并非对这种认识的认可。对此他并不急于争论，而是在野外考察和资料研究中一点点地积累事实。
30年间，何国琦的脚步从内蒙和甘肃的北山地区开始，然后到新疆，其间还穿插着多次到邻国的考察。对每一个地区，他都是一条沟一条沟地做地质观察，并在观察的基础上认识基本的地层和构造框架，然后再进行综合分析。
随着近年北方地区高精度年代学研究的开展，越来越多的早古生代的年龄信息在各类地质体中被发现了。何国琦自己也在2005－2006年西准噶尔地区的研究工作中，在原认定属于晚古生代的造山带中有幸找到了证明它是早古生代造山带的确切依据，从而给他长期的研究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2007年11月，何国琦随中国代表团访俄，参加在俄罗斯中国年框架中举办的俄中地质与资源交流活动。11月19日，何国琦用俄语介绍了我国西北地区地质矿产研究的进展和对中俄地质对比研究的意见，他从报告厅讲台走下来的时候，下面有人高喊“Герой! Герой! （英雄！英雄！）”
何国琦说，他真正的学术生涯从留苏期间在哈萨克斯坦早古生代地层中发现笔石化石开始。这么多年，他在中亚和中国北方转了一大圈，又到了离哈萨克斯坦最近的西准噶尔，并以他从青年时代以来所积累的经验识别出了含化石的早古生代地层，完成了对中国北方和中亚邻国大陆型地壳形成时代的论证，说起来也是挺凑巧的事。
“看起来，人一生能够工作的几十年真的是非常短暂，一晃而过，前后所做的事能相互关联才好。当然，由于地质学研究的对象庞大、历史漫长，而地质历史留下来的记录又残缺不全，任何新的认识都只有相对意义，需要许多代人的努力，才能一步步揭开属于地球的奥秘。”
“对一个相当大的复杂的地学区域，有我们的发言权”，这是何国琦和他的学术同行们所追求的。每一代要利用大自然，就要去研究它的规律。
源头活水，北大人日用的地热井
地热是可利用的清洁能源，也是重要的地球物理场之一，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地球的形成和演化历史。上个世纪60至70年代，北大成立了专门的地热组，何国琦也是地热组成员之一。1969年北大地热组曾提出在北大打一口深度在3000米的井，预期获得约70摄氏度的热水的建议，但由于资金问题而搁浅。
2000年之后，中低温地热水的开采、利用价值在城市建设中日益显现。在北大打一口热水井的事情又重新被学校的行政领导部门提出来。当时进行了相当激烈的论证会，有支持者，亦有反对者。
何国琦个人当时是坚定主张打井的。几经周折之后，2004春，钻井施工在北大静园开始了，何国琦被聘为技术顾问。
2004年在静园打第一口井的时候，何国琦也忐忑异常，一直在井台盯着。静园地热井打到2000多米的时候温度还比较低，直到打到了页岩层后，何国琦才稍微放心了一点，说可以继续打，只要打通了页岩层温度应该就可以上来。事实果然没有让何国琦失望，静园的第一口地热井工程很成功。
该热水井获得了符合设计要求的水温、水量和水质，并在以后几年的利用中达到了预想的效果，经济价值也是可观的。它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为北京市在西北城区开发地热水探了路，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和经验。当时四五百万的成本仅用了两三年就收回了。
2006年，在北大会议中心的建设过程中，第二口热水井也开始施工。何国琦再次受聘为顾问，这口井的建设同样获得了成功。第一口井主要供勺园和周边宿舍使用，第二口井主要供中关新园。
虽然何国琦认为静园和国关学院处的两口地热井只是自己的业余成果，但其实现在北大师生的淋浴用水都依赖这两口地热井。校区两口地热井的成功，无异于把京北的小汤山搬到了北大。此外，两口井构成了“对井”，大大提高了地热水利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何国琦认为，无论如何，事隔30多年之后，北大地热组当初的愿望得以实现，并能为北大的建设和丰富校园文化作贡献，这是很令人欣慰的。
从大学选择地质开始，各样的人生际遇，一路艰辛坎坷，所有这些都不曾改变何国琦对地质的挚爱初心。“年轻时树立的目标自己都尽可能去实现，不管多高的山、多大的沙漠，差不多能走的路我都走过。”何国琦曾笑言自己学走路学得特别晚，但是何国琦一直都在路上，一路前行。
人物简介：
何国琦，1934年10月出生，浙江省余姚人，中共党员，中国著名区域地质学、大地构造学家，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52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学习地质。1956年毕业，同年到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学习。1957-1958年在北京地质学院任助教。1959年到莫斯科大学地质系学习，1963年毕业，获候补博士学位。1963年回国被分配到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先后任教员、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北京大学岩石圈地质研究所所长。曾任国际岩石圈计划中国全国委员会委员及《地质学报》《石油与天然气地质》等期刊的编委。现为中国地质学会荣誉理事。
何国琦长期致力于地质教学和科研工作，成果累累，获得多项奖励。先后发表论文近80篇、专著11部。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国家教委和地矿部、国家计委、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重大科技成果奖、科技进步三等奖各1项。2001年获得面向全国地质工作者的最高层次地质科学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